谷琶脸谱||姚华松：感恩过往，努力以边缘者的角色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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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感恩这20年，让我以一个

边缘者的角色努力前行

姚华松

1999-2019，是国家逐步强大的20年，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20年。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在于让身处其中的社会个体更加从容、淡定和舒展，让每个人的内心更加充盈、踏实和阳光，除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之外。

20年前，我在湖北大学念大三，学的是地理教育（“地理”非本人高考志愿填报项，只是因为在“是否服从分配到师范”一栏打了√，就被√到了湖大地理系）。除了宿舍、教室、饭堂三点一线的生活外，还有我几乎天天在篮球场挥汗如雨，每天清晨钻小树林占石凳子背英语单词，其实一年前就通过了大学英语四六级，但还是把奖学金的钱拿来买书（感觉有点像“不义之财”，考前死记硬背就可以搞定全班第一，就可以拿到奖学金），也赶热闹，买了雅思、托福、GRE等大部头的书，其实压根没有出国的想法与条件，那时候做事就是糊里糊涂。

还有，每周四晚上九点后也会钻树林，去学校图书馆下面的英语角和外语系、中文系的女孩子聊天，与其说是练习英语口语，不如说是练胆子。说起这事就顿感羞愧，大三的年龄，和陌生女孩子说话还面红耳赤。

夜里十一点熄灯后，舍友们开始卧谈，我由衷钦佩刘同学，因为整个宿舍属他最大胆，他可以面不改色地对心仪的女孩子说：我可以牵你的手走一段吗？这在当时，绝对是“英雄”般的壮举。

我反复提大学期间男女那点事，并非刻意，而是对于一个山区来到大都市的我而言，羞涩与腼腆不止于某种性格的表现，还有诸多延伸性涵义：不自信、自卑、郁郁寡欢、缺乏正常的社交、不合群、不敢在公共场合露面和发言、生活平淡乏味、社会化程度慢、对城市的文化适应慢、过得不开心。

越是这样想，我越迷茫，越纠结，我越频繁地质问自己：姚华松，你成绩好，可成绩是你大学人生的全部吗？相比人家，你怎么活得那么没有朝气呢？你怎么一点都不轻盈呢？

一晃2001年大学毕业，我选择考研，报的学校是最高学府北大，很不幸败下阵来。为了给爸妈一个交代，当然不能没有工作，就在武汉市找了一所初中，一边复习考研，一边教初一初二两个年级的地理课，每个年级10个班，一周20节，一个月80节，一个月的工资是468块。

那会各高校研究生的公费名额很有限，基本上只有第一名才行，多数人是自费，一年大几千或上万，这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不是小数目，本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理，我选择报了母校。这一次，我如愿了，又回到了熟悉的沙湖和琴园。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算是波澜不惊，方方面面都还过得去，性格、脾气有些改善，但总体上还是不够舒展。

时间会改变一个人，空间会改变一个人，但在一个农村娃身上，好像这种改变的过程特别漫长，效果相当不明显。

即便如此，我依然坚信：时间与空间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对于修复和重塑一个人。

2005年研究生毕业，我顺便考博了，报了两所学校，算是运气眷顾，居然都考了第一名。纠结了数周去哪里，最终决定我落户的地方居然是我无意中听了在某教学楼的一堂课，讲台下的学生公开质疑讲台上老师的部分观点。这样的场景是我过往没有经历的，和很欣赏和认同的，这促使我下决定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的中大。胆大、挑战、叛逆、奔放、多元、包容、不拘一格、和而不同，这不正是修复我性格缺陷的时机吗？

但是，从认同某种文化，到涵化这种文化，到成为该种文化实践者，其实路漫漫其修远兮。

每每看到我的同学可以和交换生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看到广东籍学生对岭南文化了如指掌娓娓道来，而我即使知道或想到，也犹豫再三不敢落落大方举手发言；因为不懂白话，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只能围绕外来人口来做。

从山沟沟里出来，然后到（当时的）内陆城市武汉，再到沿海开放城市广州，老师们都是名导，同学和同门要么是中大嫡传的科班高材生，要么是来自其他高校过五关斩六将的年轻才俊，诸位可以想见一下我每天都在经历或遭遇怎样的文化紧张与文化冲突。

或许是宿命吧，博士室友居然是学人类学的，人类学简单说就是研究异文化的，我经常和室友打球、看球、喝酒，蹭他们系的研究生论文开题或答辩，看他书架上的那些书《努尔人》《安达曼岛人》《忧郁的热带》《菊与刀》《金枝》《银翼》《叫魂》《茶馆》等，我慢慢知道了马林诺夫斯基、列为斯特劳斯、列斐伏尔、福柯、费孝通、李亦园、王迪、孔飞力等一批旷世奇人，以及他们的生平与故事。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欧洲皇室家族后代，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渊博的学识，在大都市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们毅然选择去偏远的异文化地区搞研究，甚至度过余生。

慢慢地，我开始感受到了边缘不只是负面的、消极的和落后的，边缘让人冷静和沉思，从边缘看中心，换一个视角看世界，有助于剔除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桎梏，以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理解我们的周遭，更加精准解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有些观点与看法偶尔还会别有洞天。

慢慢地，我逐步强化了边缘、底边的自我认同和学理认同。以至于，我开始觉得，我这辈子就注定是一个边缘的人，我这辈子从事的研究大体就是底边群体与底边社会。这些年，我和摩的司机、广场舞大妈等底边群体打成一片，经常出入同德围、金沙洲等底边空间，也涉猎乡村建设、乡村还回得去吗等乡村话题。

现如今，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会把名利看得相对淡薄，至少不会废寝忘食地追逐那些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尽力就好，诸事随缘。

反之，我会把“平衡”两个字看得很重，希望在工作、健康、家庭、情谊、心态等方面达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现如今，我会参加各种与相关专业的会议，时不时和新老同仁们聊聊学术，偶尔喝上几口；我会经常和要好的朋友们聊聊，彼此取暖和驱寒；我会经常去图书馆，看看书；我会坚持一周打两次篮球，让身体轻松起来；我会特别关注日常生活，偶尔写点随笔，带进课堂引导同学们一起互动；我会经常带孩子去感受祖国西部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攀爬没有路的野山，一起讨论家门口的河涌为什么变干净了；我会一周一次和家长们去深夜食堂，聊聊各自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我会利用寒暑假时间回家乡支支教，给学弟学妹们上一课、打打气。

2020开启了一个新的20年，中国注定更加强盛，社会注定更加繁荣。希望自己持守边缘者的角色与立场，平和地审视自己和周遭，谦卑和笃定，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特别说明：原载于“广大吟民穷众”微信公众号，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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